站在永安路和银龙路交叉口，不管拐向哪个方向，街景似乎都没有差别，道路两旁尽是密密麻麻的服装店，往高处看，则是外墙挂满招牌和海报的巨大时装城。

　　这块“巴掌大”的地方，除了服装还是服装，就连在别处总占据着黄金地段的麦当劳，也只能“屈居”于一家时装城的负一层。

　　这里是东莞市虎门镇，只有约178平方公里、常住人口60余万，却拥有数千家服装企业、20多万从业人员，年产值约450亿元，专业市场年销售额更超900亿元，并诞生诸多知名服装品牌，行业地位及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。

　　“虎门销烟”拉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序幕，而在漫长的时代进程中，虎门服装亦有着自身独特且重要的贡献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，尤其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，虎门率先发展起服装产业，不断壮大升级，辐射全国，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衣着从单调的“蓝、黑、灰”向现代时尚转变。

　　这本身也是一个极富奇迹色彩的“渔村蝶变”故事，浓缩着70年中国发展的智慧与努力。作为“世界工厂”，东莞经济版图的重要一块便是虎门服装。

　　今天，人们仍好奇，虎门为何会与服装产业早早结缘？怎样从一穷二白的破落渔村发展成“时尚之都”、“全国千强镇前十”，并且延续繁荣？更为重要的是，当前如何探索推动作为传统产业的服装产业转型升级？

　　倾全镇之力发展服装产业

　　这段虎门往事，始于“摆地摊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前，作为农业社会，虎门没有服装产业，当时全镇仅2家裁缝店，做衣服要排队，有时得等上数月。

　　不过，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时机，虎门在看似偶然的情况下，开启了通往服装产业的大门。由于距离香港仅47海里，海路只要几个小时，改革开放后，一些商机敏锐的虎门人便开始在出海打鱼或贩卖海鲜时，从香港或深圳沙头角带回一些布料、服装，回到虎门摆摊售卖，以增加收入。

　　这些当时的稀罕物大受欢迎，利润可观，不断吸引淘金者加入，购买者也蜂拥而至，很快便形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虎门“洋货一条街”。

　　“那时大家哪见过这样色彩斑斓、款式新颖的衣服，抢着买。”虎门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朱泽华对这样的产业萌芽颇为感慨。

　　李启铭（化名）小时候也总爱往洋货街跑，如今已是服装从业者的他还清晰记得，那条街很短，却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。

　　无论淘金者还是主管部门，都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各自继续不断尝试，最终才帮助虎门进一步抓住发展服装产业的机会。

　　“洋货一条街”日益火爆之际，一些人发现，服装生产其实并不复杂，完全可以自己干，便买来缝纫机，办起小作坊。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虎门就已有60多家服装商户，这也是虎门服装产业的雏形。

　　政府重视并不断为产业发展搭台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予市场充分尊重，并加以引导。对于“野生”的服装地摊，当地政府沿街建起货架，让服装上架销售，1993年又建起后来名动全国的“富民服装城”。

　　彼时没有互联网，服装城成为流量的枢纽，虎门日渐成为一大IP。

　　“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东北，很快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。”富民服装城负责人王一川回忆，当时时装城开市很早，因为全国各地的服装商家坐火车凌晨到广州，再倒车到虎门，早上6点就集中到时装城，采购完中午陆续回程。

　　“这里的一个档口，过去一天能出货上万件，整个时装城，一年能卖几十亿件。”王一川说，随后虎门又陆续建起了多个时装城，而海内外销路的不断打开，又吸引了产业链汇集，市场、车间、面料、配件、物流等不断完善。很多人做批发销售赚到第一桶金，然后自己开工厂，不断发展壮大。

　　这一过程，恰值香港制造业北上向珠三角转移，因为先发优势和产业基础积淀，虎门成为许多港资服装企业的首选。

　　朱泽华甚至认为，虎门人做服装是香港人教会的，“他们带来了市场、设备、原料、设计。”

　　王一川说，这种产业生态高速发展过程中，虎门其实已有较强的服装产销能力。当时，一件市场新款衣服出来后，虎门的服装商家能迅速把它拆解，然后按部件迅速分派出去加工，再迅速组合销售，能力全国领先。

　　到1995年，虎门又正式提出了“服装兴镇”的发展战略。当时各地开始琢磨支柱产业、特色产业，而虎门服装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。

　　“地方产业发展，市场肯定是先决，但政府引导扶持也非常重要。就虎门来说，正是1995年之后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倾全镇之力系统推进服装产业壮大提升，才使得虎门服装产业进一步进入快速有序的发展阶段。”朱泽华说。

　　一位虎门服装产业人士说，虎门之所以“重注”服装产业，一是自身有先发优势；二是认定周边广州、深圳不会对服装产业有多大兴趣，但这个市场却客观存在，这样虎门就有机会；三是服装产业能吸引人口聚集，带动其它商业。